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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张阁老还给大家算了一笔账，把“生丝”税均平到六县的田亩中，折银缴纳，比起之前，所缴纳税银其实还要少一带你。为了平息此时，朝廷在一段时间内再给予当地一些税赋上的优惠，老百姓的负担非但没有加重，甚至还减轻了不少。

    这听起来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，案子本身得到了公平解决，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，更重要的是推行了“一条鞭法”，给其他地区的百姓做了个好的示范，也能起到一定积极推动作用。

    设想很美好，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。因为连朱翊钧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明白，此案件的根源并不在徽州六县的老百姓，而在那些掌握更多资源的乡绅手里。

    无论是均平“丝绢”税，还是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减轻的都是老百姓的负担，而通过清丈土地，统计出大量隐田，这些乡绅就要承担更多赋税，只有维持原状，他们才能利益最大化。

    普通百姓每日都在为吃饱穿暖而奔波，朝廷这个解决方案颇显诚意，稍微在民间造造势，反对的人，立刻就能倒戈，转而支持朝廷。

    难搞的就是那些乡绅乡宦，他们才是闹着要“民变”的那群人。

    对此，张居正也早有准备，南京兵备道接到命令，立刻发放宪牌，派遣军队前往徽州府。

    南京兵备道，就是南直隶地区的驻军，宪牌就是捕人的票牌。

    朝廷的行动并没有事先通知徽州府衙，兵备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一个名叫程任清的婺源县人，据称是他成立了议事局，也是他最先煽动老百姓议事。

    程任清只是个脑子灵活，趁